罗奇展望帕奎奥与梅威瑟明年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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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庭审活动全程录音录像的要求，探索使用庭审录音录像简化或者替代书记员法庭记录。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拍录、传播庭审录音录像。
新时代对庭审录音录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2月**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了新的《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17年规定），这一规定共19条，对庭审录音录像的标准、功能、作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体现了庭审录音录像在智慧法院时代的新使命。有条件的应当安装录像设备。简易程序及其他程序案件，应当根据需要对庭审活动录音或者录像。实践表明，记录的准确性是能够通过人工辅助最终解决的。其中，我们能点播观看到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的贺荣副院长、陶凯元副院长等人担任审判长的庭审直播，起到了示范庭的作用，让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副院长不仅是法院的管理者，更是直接办案的高水平审判专家。
在2010年规定的实施过程中，各地还创造性地落实最高法院的规定，制订了实施细则，如河南省各级法院开展了三同步、两公开工作，实现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同步记录、同步显示庭审记录，公开展示证据，公开展示法律条文，基本实现了加强审判管理，完善法庭记录方式，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促进司法公正的目的。不允许选择只录音不录像。黑格尔批判了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对自然法的错误理解，即社会可以依靠市场自由交换来自发调节，国家只是服务于市民社会的工具。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者的需要分为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前者是因缺乏而产生的需要，后者是存在的价值或后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但并没有抛弃社会主义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因为与苏联的体制有别，所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柏拉图将法治下的不同制度进行了排序：守法的民主制次于守法的少数人的统治（贵族制），也次于守法的一人统治（君主制），但无法的民主制优于无法的少数人统治（寡头制），也优于无法的一人统治（僭主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先天地判断一个人的本质，一个人是否善是通过其自身的努力来证明的。
理想国可以说是由哲学家领导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表现为部分的普遍性。
古今之争常常体现为中西之争，实际上这里的中国仅仅指传统的中国，西方仅仅指现代的西方。柏拉图实际上既肯定了理想状态下的哲学王君主制，也提出了现实条件下的政体命题：法治的君主制是现实中最不坏的政体，我们不妨称其为柏拉图命题。我们不再继续作为负责任的存在者而生活下去。党导民主制的正当性建立在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党导民主制必须在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三个方面与党争民主制进行竞争。
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只有极个别的人将能够明智地确定每个人利用什么以及利用多少才是有益的，唯有智慧超常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柏拉图早年崇尚德治，著有《理想国》，中年之后则转向法治，著有《政治家》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则一直坚守法治。
第一章 中国特色还是社会主义？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
【摘要】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奠基于第一波现代性，因此对第一波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是我们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起点。
实际上，古代人能够做的现代人都能做，而现代人能做的古代人常常做不了，这是人类发展的结果。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我们现在对政治与道德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与孔子，而且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非两千年前所能比拟，因此现代社会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学习古典著作得到回答。没有价值观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不同的作者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整合、精神健康、个性化、自主性、创造性、生产性，但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些都意味着充分实现一个人的所有潜力，也就是说他能彻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充分实现他的一切可能性。
……每个缔约者立刻就不再是单个的个人了。民主制意味着政权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是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党导仅仅是民主制的限定词。
每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奴隶。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
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卢梭和康德都坚持普遍性理想，因为普遍性是道德的本质，卢梭通过将一切个别意志普遍化而形成的公意来确立政治的道德性。
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依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卢梭批判现代民主制度在财产权上的不平等，指出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同时也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因为私有财产权是富人剥夺穷人的结果，其必然产生导致贫富两级分化，法律则将这种剥夺变成持久和正当的权利。[42]基于公意的立法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即自我立法。
集权模式正是要保护底层人民利益免遭强势集团的侵犯和对由各种原因导致的失败者进行救济，实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自由价值。以中国和美国为代表，当今世界的民主体制可以简单分为党导民主制和党争民主制。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对法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这种相对主义的道德观实际上消解了道德。法治要求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现在的立宪君主制就是立宪虚君制，如此一来，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立宪民主制，也就是立宪党争民主制。个人主义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国家或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强迫力量，主张社会和国家仅仅是个体的契约，个体既可以立约也可以毁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和教育的普及，自我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个人主义盛行。[80]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的生活调节方法不以为然。
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
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因此制度设计不能仅仅放在抑制恶性，更重要的是弘扬德性。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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